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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赶坡艰难的二次下海之路

浏览 23 次 来源: 发布日期:2018-12-04 07:11:17

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在中国企业家创新发展(济南)峰会暨第十届《今日经济》大会的讲话。

我的下海之路

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潮中,我涉水三十三个年头,深刻地领悟了改革开放的艰难,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。我是两次下海的民营企业经营者,曾任党的基层组织——人民公社党委书记、工委书记十一年之久,深受党的教育。1985年当我递上一纸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办企业的申请书时,全县舆论哗然,说我不知天高地厚,现成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逞能。县委书记出于两种考虑也坚决不批准:一是对我的关心,担心我犯错误;二是感觉没面子。只有党组织开除干部的,哪有干部炒领导鱿鱼,自己辞职不干的?要取得合法的下海身份,必须得到县委的批准。于是我连续三个晚上找县委书记请求,结果还是不批准。无奈之下一纸辞呈送去,最后写“冒昧上书,等候不测,有事家里找我。我辞职了”。此举既显示了我年少不更事,也表达了我下海之决心。最后党组织照顾了我,县委组织部和我签定了停薪留职合同。我在基层兢兢业业工作十一年之久,每年春季都有农民家中断粮,找我要粮吃。种地的竟没粮吃,我这干部当了个啥?这个巨大的动力把我推下了海。

正当我办起了罐头厂,安排400多名员工就业,交税20万元,自己也发了点儿小财时,一个巨大的震动使我手足无措。1986年2月4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下达《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、办企业的规定》,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我很无奈,如果自己复职,400名员工怎么办,企业谁管理?不复职就是不执行中央规定,党籍不保,后果严重。进退两难之际,我找到中央组织部,讲明我办的企业是实体经济,不是从体制内拿平价物资去市场倒卖、赚取高额利润的贸易公司。中央组织部非常重视,让我等两天看结果。最后结果是:还是一刀切了吧,否则此风刹不住。于是我又到机关上了班。我成了犯错误干部,灰溜溜的抬不起头。

1988年,在邓小平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思想指导下,政策有些松动,我又向县委提出下海要求。时任县委书记很开明,马上批准,还在平山县干部大会上讲:“李赶坡安排就业劳力400多名,交税20万元,何罪之有?”此后,我的处境稍有好转。此次下海至今三十年,首先建了化工厂,生产水杨酸、阿司匹林,年产25000吨,做到全球最大。但终究产品太小,后来为了做大企业选择了钢铁行业,创办了敬业集团。

在下海期间,我深深感受到党的英明伟大,社会的发展进步。

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变、不断优化

初下海时,企业营业执照以个人名义申办是不行的,必须以集体冠名,我就取名“平山县南甸区化工厂”。每年上交5万元管理费,这样方能生存。政策一紧,上级会查企业是真集体还是假集体,不得安宁。任何银行不会贷款给我的企业,只能东借三百西借五百,艰难度日。到1992年出现了党委、政府领导支持民企的现象,主要领导到民企调研,并带银行当场拍板给企业贷款。后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支持民企的法律法规,从法律制度上支持民企,企业有了稳定、宽松的发展环境。现在习主席又把民企发展提到新高度,发展前景更加光明。

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

我下海后被认为是犯错误的干部,很多熟人见了我不搭理。他们也有“两难”:原来关系好,见面不打招呼,情面上过不去是“一难”;打招呼吧,我是犯错误干部,怕受牵连是“二难”。后来,我想出一条妙计,出门戴顶鸭舌帽,见了熟人帽檐向下一拉互不相见,过后再拉起来。我刚下海办罐头厂时,曾引起很大风波,成了石家庄的名人。很多记者来调查我,调查内容两项:一、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革命了?二、一个国家干部怎么不为人民服务了?寻找我腐化蜕变的深层次原因。记者来的很多,调查时间也很长,但一篇文章也没见刊发。当时政策在变化,谁也不好给我定论。1993年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,推荐我当石家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,这算是上级领导对我的全方位肯定。五年后,1998年又连续任省人大代表十年,2008年又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,进入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。从我自身的变化,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民营企业家逐步得到重视、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。党如此待我,国家如此待我,我还有何理由不努力?

与此同时,我也深谙一个道理:企业做成了、做大了,不是一己之力。党和政府提供的环境是阳光、水分和土壤,企业家只是一粒种子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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